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稱：“如果中國不在明天（4月8日）前撤回其加征的34%關稅，美國將自4月9日起對中國商品額外加征50%的關稅。”而在幾個小時前，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表示，特朗普正考慮對部分國家暫停90天的關稅。隨后，特朗普又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未考慮暫停關稅。如此出爾反爾、反復變化，人們似乎早已習慣。但“對等關稅”及其一系列關聯政策，已經切切實實地造成了深遠影響，4月7日全球股市暴跌。 大家在忍受資產縮水的同時，對特朗普的評價和判斷也出現了兩極分化：一方謹慎認為特朗普布局深遠，企圖通過制造衰退迫使全球共同化解美債，是在“下一盤大棋”；另一方則認為他沒有“大棋”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貿易形勢，本文將結合歷史，簡要分析當前美國關稅可能帶來的影響。 “對等關稅”的不合理性 與對國際貿易的破壞 特朗普政府通過反復變化和要挾，正將關稅異化為政治勒索工具，其邏輯也充滿矛盾。 一是“極限施壓”的反復性與不可信性。特朗普在關稅政策上慣用“先威脅后談判”的策略。2025年4月，美國對華加征34%關稅的行政令特意設置“窗口期”（4月9日生效），意圖迫使中國在最后時刻讓步。類似手段也曾用于逼迫越南，致使越南將汽車關稅從45%降至32%，并批準SpaceX的星鏈服務，但最終仍被加征46%關稅。可見，對美妥協鮮有善果。 二是經濟利益與政治私利的捆綁。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與其個人政治利益深度綁定。美國財政部部長貝森特曾透露，關稅收入可能被用于“化債”——通過迫使外國購買超長期美債緩解財政壓力。關稅還被用作科技戰的籌碼。2025年4月，特朗普公開要求中國出售TikTok美國業務，否則將擴大關稅范圍。這種將商業問題政治化的操作，徹底暴露了其關稅政策的本質：非為“公平貿易”，實為“美國優先”的霸權工具。 仔細觀之，此輪“對等關稅”政策以單邊主義和數據操縱為核心特征，存在多項不合理。 一是計算方法的隨意性與政治化。美國聲稱“對等關稅”基于他國關稅、非關稅壁壘、匯率操縱等綜合測算，但其實實際操作中完全由美國單方面裁定。例如，美國對柬埔寨加征49%關稅的理由是“柬埔寨對美國商品征收98%關稅”，但這一數據實為美方夸大——柬埔寨的實際平均關稅僅為15%。這種“我認為多少就是多少”的邏輯，本質上是以關稅為名行經濟制裁之實。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其決策過程和邏輯更是令人瞠目——特朗普僅僅花費3個小時，就最終選了白宮經濟顧問Peter Navarro曾主張的“暴力公式”，即貿易逆差比進口額，但因為算出來的關稅數額太高，又簡單地除以了2。這個公式在經濟學家眼里十分荒唐。《大西洋月刊》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個現實的例子：一個貧窮的非洲國家因為人均收入不到5美元，買不起任何美國出口的產品，美國卻從他們那里進口了大量的鉆石，導致了天量比例的貿易逆差。然而現在，有人覺得美國虧錢，或者只有給這個可憐的非洲國家加99%的關稅才能讓美國制造業回流并創造就業或實現有價值的貿易平衡，這就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。 二是違反WTO（世界貿易組織）規則與多邊貿易原則。WTO明確規定，成員國不得單方面加征歧視性關稅。然而，美國長期阻撓WTO爭端解決機制改革，并利用“國家安全例外”條款濫用關稅權力。例如特朗普以“國家安全”為由對進口鋼鐵加征25%關稅，但2024年美國鋼鐵進口量中僅3%用于國防，其余均為民用。這種泛安全化的操作，嚴重破壞了國際貿易規則的權威性。 三是加劇全球經濟分裂與滯脹風險。摩根大通預測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導致2025年美國GDP（國內生產總值）下降1.6個百分點，并推高CPI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）增速1.45個百分點。更嚴重的是，全球供應鏈的割裂將引發“去效率化”趨勢。例如，歐盟為反制美國關稅，計劃對威士忌、摩托車加征50%關稅；中國則對美國農產品、能源產品實施對等反擊。這種“以鄰為壑”的循環，與1930年美國《斯穆特-霍利關稅法》引發的全球貿易萎縮（貿易額下降66%）如出一轍。
